实验室的爆炸来得毫无预兆。 前一秒我还在校准热处理炉的温控曲线,下一秒眼前就是一片刺目的白光。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千百个示波器同时失真。身体被气浪掀飞,撞上铁架,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 然后,黑了。 再睁眼时,头顶是斑驳的土墙,墙皮剥落得像极了我们实验室那台老式烘箱內壁。一盏煤油灯掛在房樑上,火苗歪歪扭扭地跳,投下的影子在墙上晃,像谁在无声地招手。 我躺在一张硬得硌背的土炕上,身下是发黄髮硬的褥,一股霉味混著陈年烟油子的气息直往鼻子里钻。蓝布门帘外头,隱约传来扫地的声音,还有小孩哭闹,狗叫,远处有人喊“收废品嘍——”。 我猛地坐起来,脑袋一阵眩晕。 这不是我的身体。 瘦,轻,胸口像压了块铁。我下意识伸手去摸口袋——左上衣兜,钢笔在。右下兜,游標卡尺冰凉地贴著大腿。裤兜里还有一张对摺的草稿纸。 我把它抽出来。 纸上是一行未写完的公式:η = (t? - t?) / t? x 100%,热处理淬火效率计算式,我死前最后一刻写的。 笔跡是我的。 可这具身体不是。 我盯著自己的手——指节细长,指甲缝里有黑灰,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苍白的小臂。工装裤洗得发白,膝盖处打著补丁。床头墙上,一张残破的“烈属证明”贴在墙角,红章模糊,名字被撕去一半,只剩“林”字的竖鉤还掛著。 我翻过草稿纸背面,用钢笔写下三个字:林风。 和我同名。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拼图。 日历掛在窗台,墨水写的:1965年3月12日。 我死了,魂穿了,到了1965年的北京,成了个父母双亡、身无分文的待业青年。 现实像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 我摸遍全身,最后从裤兜掏出一张纸幣和两张毛票——三块钱。再翻床底,半麻袋糙米,米粒发黄,有股陈仓味。粮袋空了一半,没粮票。 我坐回炕沿,掏出草稿纸,开始算。 米价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