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年浩劫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开放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新生。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从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旧业,讲授西方史学史,评介西方史学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时邀请外国知名历史学家来校讲学,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 本书作者就是“**”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高材生。他于1977—1981年读完本科,1981—1984年作为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对丹东的研究,接着又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正如高毅在《后记》中所述,他有幸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先后受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米歇尔·伏维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讲课的启发。这两位学者代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学派,前者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研究,后者着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从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又受到该校历史学教授、原籍波兰的布罗尼斯洛·巴茨柯的影响。回国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辩中博得专家们的好评。 两年前,高毅曾考虑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书稿拿给我看,要求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远远超出了论文原来的范围,面目焕然一新,在论点和论据上更加充实和成熟,更有说服力,堪称为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我国历史学界经过“**”后的“拨乱反正”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识到必须运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一时出现“方法论”热,各国各派的史学方法先后被引进,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遗憾的是,介绍多,评论少;宣扬多,应用少;即使有个别人尝试用某种“新方法”来重新说明历史,也往往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难度大之外,其中还带有几分政治风险,使尝试者望而却步。 高毅此书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在我看来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它的主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