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日本的影响

丸山真男/著

2025-12-11

书籍简介

丸山把思想史家比作演奏家,演奏既不能脱离音乐本身,又必然会带上演奏者的主体色彩,也就是一种再创作,或者说双重创作,尊重史料,但不能拘泥于史料,带着现实的问题意识进入历史,通过历史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满足于历史考古求证——况且就算在历史考古领域也不存在完全排除叙述者的“实证”主义——这就是思想史研究的趣味所在。本书以福泽谕吉为例,为历史学界展示了思想史研究的前沿思考。

首章试读

福泽谕吉(1834—1901) 福泽谕吉生于大阪,是丰前中津藩“回米方”(译者:江户时代各藩负责粮食周转的小官员)百助的小儿子。百助不仅擅长于财务,而且对经学诗文具有丰富的素养。然而由于身份低微,致使才能不得发挥,终生抱恨,于谕吉3岁时去世。谕吉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的经历,同时在中津藩又亲身体验了下级武士生活的凄惨状况,因此,在他幼小的脑海里,早就种下了对封建等级制的深刻仇恨。1854年(安政元年),他到长崎学兰学,次年赴大阪进了绪方洪庵之门。1858年(安政五年)10月,奉藩命上京,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宅地内开设了学塾(今日的庆应义塾的起源)。他1860年(万延元年)1月随从幕府军舰奉行木村摄津守渡美,后来1861年(文久元年)和1867年(庆应三年)又再次渡航。通过前后共三次到海外游历,他获得了不少对欧洲各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宝贵体验。使谕吉名高一世的著作《西洋事情》(1866—1869)便是其体验的结晶。 其间,他被雇用为幕府的翻译官。为此,在幕末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中,谕吉被置于极其复杂的政治关系里。尽管他感知到幕藩体制的历史命运已走至尽头.但现实中,他却对掌握了反幕主导权的萨长势力抱有强烈的憎恶和蔑视。他最担心外国势力以内乱为借口而介入,为打开此局面,他曾经提议过建立大名联邦,后又构想过设立“大君的君主政治”,即德川将军主导的绝对主义政权。然而不久,政治的抉择却发展为尊攘派与倒幕派的决战。于是,他拒绝了这种“两派择一”的选择,采取了非政治的冷静观察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一刻也没有中断他的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维新后所谓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谕吉作为启蒙思 想家开始了他绚烂多彩的活动。 他以《劝学篇》对封建的学问和道德作了大胆的挑战。此著的连续发行(1872—1876)招致了守旧派的愤怒和攻击,但这并没能压倒此著的巨大影响力,其传播量包括伪版在内达300万册以上。《文明论概略》(1875)引起的反响亦不亚于此。同时,他与神田孝平、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当时第一流的洋学者一起组织了“明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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