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首章试读
导言 现在可以说，创构一个把自身设定为存在，并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观念的王国，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个王国的创构者自然不是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只是世界精神。进而，如何颠覆自基督教形成以来就一直主导着世界，并把自身预设为唯一存在的精神的自我，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费尔巴哈致信黑格尔，1828)当东欧共产主义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反向形式中纷纷倒台的时候，一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被西方政治理论家忽视的政治思潮，一下子又走上前台，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是，那些中、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将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市民社会”概念引出理论的地平线，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由此再度复兴起来。作为植根于资产阶级政治自我宣言(对立于封建独断主义)成熟时期的理念，市民社会在20世纪几乎处在一种被废黜的境地当中。被瓦克拉夫·哈维尔、亚当·米切尼克等持不同政见者作为抵制苏联威权政治的武器激活之后，市民社会讨论的旨趣就一直定位于用社会对抗国家、用社团对抗强权、用多样性对抗同一性、用文明对抗粗暴、用说教对抗压制。在东欧范例的强烈影响下，一股“回归市民社会”的浪潮同样在西方政治理论家中涌现。不过，这股浪潮的涌起，同时也系于西方政治理论家的这样一种欲求，即如何使西方自由民主的市民生活走出官僚化和国家主义的困境，进而赢获新的生存空间。①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挫伤已无可争议地揭示出市民社会概念中的歧义与困难，但这一社会政治理念在西方政治领域还是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魅力。 在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规范概念以及作为一种论辩的武器得以复兴的过程中，那些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的政治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求助于从洛克到潘恩、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理论传统。在横跨不同理论传统的宽广视域中，“市民社会复兴”自然会(并且也已经)根据讨论者的定位获致其不尽相同的意涵。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市民社会与自由市场经济勾连在一起，社群主义者将市民社会视为社会共同体之构建与扩大的领域加以对待，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将市民社会看作是民主进程的据点，包括政治国家、经济、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