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军工路校区的梧桐树梢,似惊醒了栖在枝叶间的鸟雀,啾鸣声渐起。 清凉的微风从半开的窗户透过纱窗吹进屋内,驱散了几分残留的闷热。 姜言扶着裹有纱布的额头支起身,伸手撩开蚊帐,关掉了写字台上的电风扇。 “姆妈——”一声呓语在里侧响起,伴随着翻身的动作和踢来的小脚丫,一个幼儿的轮廓在暗影里显现。 拍了拍孩子的脊背,“嗯,姆妈在。” 再自然不过的动作和语气,让姜言一顿,怔然。 从沪江大学医院醒来、归家,已经三天了,姜言对自己已经有夫有子的事实,还是有点不能接受。 1966年冬,抄家的混乱记忆仿佛还在昨日,再醒来,医生和家人都告诉她,现在是1971年7月初,小学刚放假,她和儿子谢慕言的行李已经打包,只等谢家的小儿子——谢稷,她的爱人、孩子的爸爸,回来帮忙办理工作调动、户口迁移,她和儿子便要跟着对方前往三线工作、生活、学习。 谢稷啊,记忆里最后一次见他,是1965年7月她广播学院世界语毕业回沪,清大留校的小哥过来帮忙搬行李,在火车站买票口碰上对方,得知他要回湘潭看望生病的养母,途经沪市。 有实验要做、抽不开身护她回沪的小哥,立马兴高采烈地将自己托付给了对方。 那人,清冷、寡言、难接近,火车上一天一夜,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看报,也就吃饭时,询问自己一句想吃什么,帮忙买个饭。 全程哪有什么情谊可言,怎么就嫁给他了?! 不知是忧思过虑,还是伤口在作祟,额头抽抽的痛,再无半分睡意。 姜言索性起床,拉上窗帘换衣,用梳子小心通了发,一分为二,辫了两条长辫,相互交叉着绕了绕,用几个发卡固定住。 看着镜中的低盘发,姜言一愣,方才的一套动作熟悉得像做了千百遍,以前,她可从不盘发的,何况是这么老气横秋的样式。 便是这墙上的大红塑料圆镜,也不是她以往会用的,太丑、太糙,还带着微弱的塑料气息。 可惜,听二姐昨天说,抄家时,很多惯用的东西都被毁了。这几年用的碗筷勺碟、手电筒、...